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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龄农民工是指年龄在50岁以上农民工。20年来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网上股票配资杠杆，进城大龄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。大龄农民工进城的目的也在变化。除了打工挣钱、养家糊口外，那些以照看家人为主、打工挣钱为辅的农民工（我称为照看型农民工），也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城镇，特别是进入家乡的县城。大龄农民工进城人数和目的的变化，会对中国的城镇化产生重大影响。

大龄农民工加速进城

根据历年《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，中国50岁及以下农民工总数，2013年达到22806万人的历史最高点后，在最高点附近徘徊到2016年。此后连年下降，从2016年的22790万，减少到2023年的20649万，共减少了2141万，即减少了约9.4%。2013~2023年期间，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总数，增加了5016万人，相当于这十年间全国2859万新增农民工的1.75倍。

中国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逐年上升。特别是2023年，全国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38.9岁，比2022年上升了1.5岁。平均年龄一年上升1.5岁意味着什么？

2023年，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为17658万，比2022年增加了468万。假如2022年在城镇打工的所有农民工，2023年都还在城镇工作，则这部分农民工的平均年龄，也只应该比上年上升1岁。由此可算出，新增的468万农民工，平均年龄应该是57.3岁。

根据官方数据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2010年的31岁上升到2022年的37.4岁，平均每年上升0.5岁；上升幅度最大的2018年，也只比上一年上升了0.9岁。按0.9岁计算，2023年新增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还要上升好几岁。

导致高平均年龄的原因，是官方公布的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中，包括了60岁以上的人员。对2020年全国60岁以上农民工的人数，我做过粗略的估算。估算结果是1322万，占当年官方公布的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（7540万）的17.5%。

大龄农民工进城后，工作好找吗

统计中，农民工分成在户口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本地农民工，和工作在户口所在乡镇地域以外（主要是各类城镇）的外出农民工。

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要比本地农民工高，发展前景要比本地农民工好，因而农民工打工，首选进城。进城的农民工多了，城镇用工方就有挑选的余地。以农民工为主的行业中，年龄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之一，年轻人的工作效率总体上更高。为降低用工成本，城镇用工方会尽可能地聘用相对年轻的农民工。年龄增大后在城镇找不到工作的大龄农民工则不得不离开城镇，回乡打工或务农。

统计数据表明，2014~2022年，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要比外出农民工大将近10岁，本地农民工中，大龄农民工的比例要比外出农民工高出20~25个百分点。研究人员与媒体的调查也表明，在城市，大龄农民工确实不好找工作。

既然如此，2023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龄农民工进入城镇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得从乡村劳动力与农民工的统计口径讲起。

乡村劳动力统计中包括照看型劳动力

家庭中，劳动力需要承担着两种职能：一是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来养家；二是从事家务劳动，主要是照看家庭中的老幼病残。

农民工供过于求的民工潮年代，外出农民工一家往往分居城乡两地。家中的老幼病残及照看他们的劳动力留在乡村，进城的外出农民工则只管工作挣钱、不用照看家人。中国乡村的日常消费水平和住房支出远低于城镇，“家属留乡村”可以大幅度降低外出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支出、进而降低农民工的工资底线。外出农民工本人不用照看家属，可以把原本用于家务的时间，尽可能地用来加班挣钱。对城镇用工方来说，这种两地分居有利于降成本。而对外出农民工家庭来说，这意味着家庭职能的分工。照看家中老幼病残，成为留守乡村劳动力的主要（甚至唯一）职能。

照看自家家人的劳动年龄人口，该不该算入劳动力？按理说，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操持家务的成年劳动者属于非劳动力，不应列入市场经济下的就业统计。但国际通用的就业标准又规定，为取得报酬、每周工作时间在1小时及以上的人，都算就业者。中国乡村几乎家家都有承包地；种地收获的农产品即使自家消费，也属于报酬；只要每天平均花10分钟到自家地里摘点自家吃的菜，照看家人劳动力每周的工作时间就达到上述就业者的标准。因而这些人都被算入农业劳动力。但算归算，实际上这些“农业”劳动力第一位的职能仍然不是务农，而是照看家人。

有资料表明，全国乡村这种照看型劳动力的比例，约占乡村户籍劳动力的10%~15%，人数以千万计。

照看型农民工是怎么出现的

照看型农民工的出现，与县域中小学教育的变化分不开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乡村青少年基本上是在本乡镇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。由于当时大学招生名额有限，除了一少部分优秀生外，大多数乡村学生初中毕业后就就业。

最近二三十年，一方面，高校大规模扩招，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.4万，增加到2022年的1014.5万。另一方面，义务教育布局调整，大量乡村学校被撤并，县域内优秀教育资源不断向县城聚集。

大学扩招拓宽了乡村学生向上流动的渠道。让孩子去质量高的中小学就读，争取考上大学、毕业后进城工作安家，成为相当多乡村家庭的追求。义务教育布局的调整，则迫使越来越多的乡村家庭，将孩子送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城接受中小学教育。2020年，全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达到80.25%，高出人口城镇化率（63.89%）16.36个百分点。

孩子在乡村就近读书时，长辈可以边工作边照看。孩子去县城读书，离乡村家里较远，长辈就只能跟着孩子进县城陪读。研究表明，父母双方中，一方陪读的比例越来越高，中西部一些村庄中，该比例已超过1/3；陪读时间也越来越长，从只陪读高三到陪读整个中学甚至小学。

陪读意味着乡村家庭连续多年在城镇生活。县城的生活支出（特别是县城租房或购房的支出）远高于乡村。为减轻生活压力，在不影响照顾孩子的前提下，照看者还会尽可能地在县城找活干。于是，照看型的乡村“农业”劳动力，就转变成以照看家人为主、打工为辅的照看型农民工。

如果就业形势较好，农民工一方（多为男性）外出打工的收入较高且较稳定，能够独立负担陪读开支，外出农民工夫妻会选择一方外出、另一方（多为女性）留在县城陪读，毕竟妈妈陪读的效果要比爷爷奶奶好。

如果就业形势比较严峻（如2023年），农民工夫妻一方外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负担陪读开支，农民工家庭有两种选择：一是妈妈和奶奶一起陪读，妈妈负责监督孩子学习，同时找一份工作时间长一些、工作灵活性小一些、但收入高一些的工作；奶奶则在照看孩子的日常生活之余，打打零工。二是妈妈也外出打工，由奶奶陪读、爷爷农忙时回乡务农，农闲时在县城打零工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第一，需要陪读的中学生年龄一般为12~19岁，他们的爷爷奶奶年龄应该比他们大40~50岁，因而这些大龄农民工年龄接近甚至超过60岁很正常。陪读不是打工，首先考虑的不是陪读者的年龄与工作效率，而是陪读者与被陪读学生是否是一家人。第二，打零工的陪读者工作时有时无，月收入当然比不上正常工作的农民工。打零工的人多了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就可能增长缓慢甚至下降。2023年，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名义增长率只有3.8%，只相当于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（7.7%）的一半。农民工中打零工人员的增加是需要考虑的原因之一。

总之，既然照看型农民工是以照看家人为主、打工为辅，那么，主辅间发生冲突时，他们只能把照看放在第一位。

如前所述，2013年是中国50岁及以下农民工总数的历史最高点。此后青壮年农民工的短缺，迫使用工方满足“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”边照看家人边工作的要求。这就是最近十年，各地出现那么多的“妈妈岗”“育儿岗”的原因，也是一些县城与乡镇欢迎大龄农民工的原因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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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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